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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饭,临时给出评论。但邱启明不敢说太长,怕说着说着就碰到“红线”,“瞬间会照顾到方方面面,一会儿想着上面的口径在哪,又想到‘红线’在哪,我会不会踩到地雷,考虑对面女主持会不会在那自己背稿子……无数干扰的东西。”干扰的对立面,是一个强大的团队,从制片人到主编,再到评论执笔,所有人都在考虑《24小时》如何出彩。相比现在,邱启明那时不觉得压抑,就是因为每天都有一条评论,有时候还有好几条。“作为国家电视台,虽然是一个接近零点的节目,但如果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,是很可悲的事情。”每次领奖,邱启明必定首先感谢CCTV,因为这个平台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。接着感谢团队,他只是沾了出镜的光,其实自己很多时候是“团队的传声筒”。4月1日,在《新周刊》“2011中国电视榜”颁奖现场,邱启明说: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,把尽职尽责当成一个底线,这个社会没有不变好的理由。很多人将所有事情归咎于体制,却忘记自己也是体制的一部分。连岳曾在博客中写道:“我们保持怀疑,我们批评,我们不合作,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,我们就是体制。”邱启明也推崇这种智慧,像白岩松和柴静,“他们是有智慧的人,匍匐着,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”,相比之下,自己则像一介莽夫,直截了当,“却比只抱怨不做好很多。”白岩松也希望媒体不要出于特别角度把邱启明推向岗位的对立面。“我希望我的电视同行,最好是通过节目成为关注点,而不是节目以外的事情。启明可以学学岩松老大哥,去年我多次被辞职被自杀,最后我都‘厚着脸皮’,既没辞职也没自杀。守土有责,我们做的事情有比恩怨情感更大的目标。”不开心,那我走邱启明的妻子李菡是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播音专业出身的正统派,两人讨论起专业话题时,两三句就戛然而止,“你觉得所有电视屏幕播出来的,都是你们学院出来的字正腔圆型的,就好吗?就认为我经常在《24小时》动不动就出错的人差吗?”“单以专业角度讲,我非常尊重赵忠祥老师、罗京老师、李瑞英老师。但在今天这个信息万变的新闻平台,真的不能再以吐字如珍珠落玉盘一样去打拼。”邱启明觉得自己不按赵忠祥、李瑞英的播音腔走,就是差异竞争。偶尔口误,也是差异竞争。“因为我也是一个观众。我喜欢什么样的主播,就会引领着我朝着谁的方向走。”刚出道时,他会因为紧张犯低级错误。在地方台主持一场大型活动的开幕式时,台上坐着市委书记、市长,他紧张:“闭幕式到此结束!”20年过后,他笑自己:“我为什么要紧张?应该让他紧张,应该让台下所有的人紧张,因为话筒在我手里。”邱启明自豪于自己现在的敢讲,诸如渤海湾漏油事件、哈尔滨强拆、同性恋话题,《24小时》都有独到的评论。讲得不开心,就选择离开。从南京台离开后,他与李菡来到东方卫视,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,录制了一档10分钟的新闻谈话类节目。台里领导看过后,让他们补妆重录,“请你俩开条件吧。”每天晚间10点钟开始工作,睡三四个小时,4点钟起床,准备早间节目。所有的评论,两个人的对话,完全脱稿。11个主持人之间,邱启明和李菡作为总主持,要将前后串联得严丝合缝,“那时候,幕后团队与主播是隔离的,非常不科学”,但对于两个到新平台想做好新闻的人来说,恰恰是个绝好的机会,因为没人愿意做面对黑夜多过白昼的早间节目。2008年,CCTV借调邱启明在上海主持一档欢乐过大年节目,赵普接通他连线后,对面沉着回应:“赵晋,你好!”信息接收错误没有影响到央视台长焦利对邱启明的喜爱。偷偷从东方卫视跑到北京试了3天镜,第四天被通知“就是你”,第五天飞回上海辞职,第七天,他已经坐在CCTV主播台。到央视后,邱启明的要求就是不做任何黄金时间档的节目,“我就不相信11点做不出一个好节目来。”作为喝三沟一河(洋河大曲、双沟酒、汤沟酒、高沟酒)长大的人,邱启明好酒,他的朋友首先是酒友。酒桌上的他更激烈酒精让他释放了更多在主播台上无法发泄的愤怒。不过,在主播台上,他不能爆粗口,底线早就拿捏好,在没有掌握更多信息的前提下,不可以责怪更多的单位和部门。但如果是板上钉钉的事实,就一定要发出这档节目的主观声音。耳机里,导播总是提醒:“启明,还有15秒,10秒。”但这往往是无用的。当他说到兴起,导播编辑们就在后台算超出时长,重新剪辑接下来的新闻,“我在这个平台上,类似的事情太多,他们会说,启明老师,我们时间紧张,导语稍微简单一点,评论尽量不要再说了。讲得精彩还好,讲不好那不是废话吗?还浪费了两条片子,有时候,这也是自己的压力。更多是给他们后期带来很大麻烦,对于团队这两年半对我的容忍,真的挺感谢。”“哈尔滨强拆,我讲了近三分钟,后面的人连删几条新闻。既然我的组织能播出这条新闻,我就借助一切机会,狠狠地骂一下,官商勾结、利益勾结、枉顾民生。”
“五一”小长假将近,人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假日充满期待。然而,虽然我国实施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已进入第五个年头,但对于相当一批职工来说,年复一年的“带薪休假”犹如“镜花水月”,成了“假日的烦恼”。休假权“旱涝不均”北京一家公司员工杨春晖说,他入职9年来只休过一次年假。“有工作没生活、有加班没加薪。”杨春晖笑谈自己的“假日烦恼”,却透露着与不少劳动者类似的疑惑和无奈:加班理所应当,休假自己理亏?带薪休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,我国自2008年起施行《职工带薪休假条例》。然而,相关的调查显示,只有不足三成“上班族”可享受到这一待遇,超过四成人对自己休假状况感到不满或无奈,由此引发有关延长春节假期、增加法定假日的呼声逐渐增多。记者采访劳动部门、普通劳动者发现,带薪休假存在“旱涝不均”的现象:——规模小的企业差于规模大的企业,民企差于国企、外企、机关单位。大企业守法意识更强,同时抵御成本增加的能力更强。甄先生是广东一家电器厂的厂长,他坦言,这家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工厂根本不存在带薪休假。“这个行业竞争激烈,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都比着休假,厂子咋办?”——专业性强、资源紧张的行业带薪休假状况较差。江西某银行信贷部主管陈朝辉感叹“有钱无闲”,“银行贷款业务压力大,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。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,一人休假整个团队进度都要被打乱。”——体力劳动行业比脑力劳动行业带薪休假机会更少。由于劳动力过剩,劳资双方都有不休假的需求。北京一家物业公司保洁员庞女士几乎不知道还有带薪休假这个说法,公司更是从未提及此事。一次父亲重病,她打算请假,经理告诉她走人可以,回来不能保证岗位还在。有法可依却难于落实一边是带薪休假立法,一边是企业执行难;一边是有法可依,一边是投诉率低……带薪休假写入劳动法多年来,仿佛一直徘徊于“怪圈”当中。——“大家都明白地球离了谁都转,偏偏是自己离不开这个饭碗。”杨春晖的话一语中的。一些员工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和工作环境的考虑,担心休假影响到自己的业绩、升迁等,因而“主观上”对带薪休假态度不明朗,属于“自我默认型”。——“只听到职工感慨带薪休假落实难,十几天的假期打了水漂,很少听说哪家公司主动给未休假员工补贴的,更没听过违法受罚的,可见其违法成本很低。”北京市一家外企的员工陈欣桐说。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麻智辉说:“法律方面对于企业违规没有具体的处罚规定,如此违规的收益大于成本,带薪休假落实难也就成为情理中的事儿。”南京市劳动监察支队综合科科长戴登凯说,一些准备离职或是已经离职的员工反而是讨要年休假补偿的“主力”。南京市劳动监察支队统计显示,涉及带薪休假的投诉案例中,70%以上属“事后追讨”。南京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鲁健认为,目前工会组织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工作重点,尚处于维护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经济权益方面,带薪休假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■专家支招专家指出,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,需要用工单位、劳动监察部门、工会和员工等方面的共同努力。首先,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和维权机制。其次,工会方面要加强对职工带薪休假权益的保障。另外,还可以借鉴一些国家保护职工休假权的经验。如瑞典法律规定,只要有工作,每年就有25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,5年之内有效,如果一直没休,则可以协商转为工资补偿。(大众网-大众日报)
南都讯 记者 孙旭阳 截至昨日,河北任县农民陈保辰在疼痛和昏睡中已度过了14天。他躺在病床上,头脸颈和手背上缠着厚厚的纱布。4月14日,他和一名官员在他的责任田内被同一瓶汽油烧伤。陈保辰是任县郊区河头村8组村民,现年45岁。昨日下午,陈保辰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病房讲述被烧伤经过。4月14日下午两点多,他听说自家最后一块责任田正被填土征用,就和妻子一起来到村边华海汽车物流园的施工工地上查看。“我不让他们填我的地,他们就喊来领导。”陈保辰说,他家那块一亩左右的地里栽有杨树、核桃树等,正在物流园的使用范围。去年,政府曾找他谈征用,条件谈不拢,就没有答应。据陈保辰讲,任县经济开发区副书记宁少峰、武装部长兼河头村支书张玉杰等七八人很快赶到现场。“他们好几个都一身酒气,没说几句,就开始打我。”这时,陈保辰从摩托车上取下一矿泉水瓶汽油,威胁对方将点燃汽油。之后,陈保辰说自己已记不清汽油是如何点燃的,唯一能想起的,是火苗扑面而起,从手烧到头。任县经济开发区副书记宁少峰与陈保辰同时被烧伤,并同住一个烧伤科。4月26日晚,南都记者见到宁少峰,他拒绝接受采访。据一名曾探望过宁的任县干部称,宁少峰告诉他,陈保辰着火时,他躲避不及,也被烧伤了手腕等部位。而任县经济开发区副主任苗庆华称,宁是为了抢夺陈手中的汽油瓶而被“烫伤”的。苗庆华表示,他们并无对陈保辰家征地的手续,且事发当天,官方并没征地,而是陈保辰跑运输为业,想承包物流园运土未果,以自己土地被压踩为由,阻挠物流园修路,并非像网上报道的为了抗强征而“自焚”。陈保辰对南都记者表示,他当时手里拿有打火机,但记不清自己点火没有。而据其妻毛缺描述,参与殴打陈保辰的干部张玉杰当时正在吸烟,引燃了陈洒出的汽油。任县经济开发区副主任苗庆华透露,警方已经对起火一事有了调查结论,但尚未对此事作出处理意见。“追究谁点的火,意义不大”,他不希望外界关注此事。
2012年04月27日,陕西省西安市,陕西省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,周正龙回到家中。当日,因假老虎事件而坐牢的周正龙出狱。2012年4月27日,陕西省富平监狱外,在门外等待周正龙出狱的多家媒体均未能见到周正龙。当日,因假老虎事件而坐牢的周正龙出狱。 国际在线 图2012年4月27日,陕西省富平监狱的孙警官(女)和芮警官告知在门外等待周正龙的各家媒体:周正龙已于27日凌晨离开监狱。国际在线 图2011年4月21日,陕西安康,周正龙在监室外的一个角落里抽烟。监狱方面称,之所以派出警车送周回家,是考虑其年龄较大,属于需要关照的重点犯人,必须送到镇平县司法局办理移交手续,实现“无缝对接”。国际在线 图27日刑满出狱于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后,周正龙未正面接受过媒体的采访,称媒体采访需预约并经他同意。又坚持了一上午后,28日中午,周正龙主动将赶出家门的记者叫回屋内,“只回答你们三个问题。” 和本报此前报道中的疑问一样,在整个“华南虎事件”中态度一直反复的周正龙在出狱后首次接受采访时,再度改口,坚称自己未曾造假。此外,回答本报记者问题时,周正龙确认将提起申诉,为冤屈的自己翻案。“只回答三个问题”昨天一早,27日未能采访到周正龙的媒体再次上山,来到周正龙家。周的态度客气而又冷淡,将记者让进一楼客厅后,独自一人来到楼上打扫卫生。有记者试图和正在扫地的周正龙搭话,周均不作回答。上午九点多,有记者提着摄像机走进周正龙时,被周大声制止,并质问是否知晓“不能拍照,不能录音”的“规矩”。而后,情绪激动的周正龙来到一楼,将等候的记者逐个赶出家门。僵持一直持续到28日中午十一点半。拿着板凳靠墙坐定,周正龙招呼记者重新来到一楼客厅,让记者围着他坐下后,周表示乐意接受媒体的采访。“还是不能录音,照相。”为了谨慎起见,周甚至要求所有记者将包裹和采访器材,全部放在墙边。见不允许拍摄,有电视台记者准备将摄像机放到室外的车里,也被周制止,坚持让其将摄像机放到墙角。无疑,周正龙深知媒体对他关注和采访的渴望,因此,他所说的话需要被严格执行。“我能回答的,尽量回答。但是你们不要到网上乱写,否则我将追究法律责任。我的原则是,你们的问题我尽量满足,但不清楚的,你们就不要问。”招呼一众记者坐好后,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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